經濟
19世紀下半葉，是資(zi)本(ben)主義迅速(su)發展的階段。
這個時期，科學(xue)技術(shu)的飛速(su)發展(zhan)引起(qi)了第二次(ci)工(gong)(gong)業(ye)革命。第二次(ci)工(gong)(gong)業(ye)革命促使(shi)資本主義(yi)迅速(su)發展(zhan)，并開始(shi)向壟(long)斷(duan)階段過渡。
美、德、英、法等早已建(jian)立起資(zi)本主(zhu)義制度(du)的(de)(de)國家位居世界前列，而原本相對落(luo)后的(de)(de)俄國、日本，在發展了資(zi)本主(zhu)義之后，也(ye)迅速(su)強(qiang)大起來。
在這種局勢下，變革(ge)舊的(de)制(zhi)度和舊的(de)生產力，發展資本(ben)主(zhu)義，已(yi)經成為當(dang)時的(de)一種世(shi)界(jie)潮流。
政治
19世紀后(hou)期，歐美(mei)資本(ben)(ben)主(zhu)義(yi)(yi)國(guo)家通(tong)過(guo)議會改革(ge)等(deng)，使(shi)更多的民眾獲(huo)得了(le)選舉權和參政(zheng)(zheng)權，政(zheng)(zheng)治民主(zhu)化進一步擴大。英、美(mei)等(deng)國(guo)實(shi)現了(le)文官制度改革(ge)，整頓了(le)吏治，提高了(le)行政(zheng)(zheng)管理效(xiao)率，從而保證了(le)資本(ben)(ben)主(zhu)義(yi)(yi)社會的正常(chang)運行。資本(ben)(ben)主(zhu)義(yi)(yi)的政(zheng)(zheng)治制度在長期的發展(zhan)中日(ri)趨完善(shan)。而亞(ya)洲(zhou)的日(ri)本(ben)(ben)則通(tong)過(guo)明治維(wei)新走(zou)上了(le)發展(zhan)資本(ben)(ben)主(zhu)義(yi)(yi)的道路(lu)，并迅速(su)崛起。這些國(guo)家都為(wei)中國(guo)人(ren)建立資本(ben)(ben)主(zhu)義(yi)(yi)制度提供(gong)了(le)示范。
政治形勢
民(min)族危機的加深。
19世紀末，世界主(zhu)要資本主(zhu)義國家：英(ying)、美、法、德、俄、奧、意、日等相繼進入帝(di)國主(zhu)義階段，因此加緊對落后國家和地區(qu)進行侵(qin)略，西方列(lie)強趁機掀起(qi)侵(qin)略中(zhong)(zhong)國的狂潮，偌大的中(zhong)(zhong)國被分(fen)割成了一(yi)塊(kuai)塊(kuai)列(lie)強的“勢(shi)力范圍”，整個國家已(yi)呈豆剖瓜分(fen)之(zhi)勢(shi)。
中國邊疆地區出現(xian)了(le)新危機。
《馬關條約》的(de)簽訂，中(zhong)(zhong)國再次(ci)遭受割(ge)地(di)、賠款，以及大量主權進—步喪失的(de)厄運。甲(jia)午戰爭的(de)慘敗，更加速了(le)中(zhong)(zhong)國社(she)會半殖民地(di)化的(de)進程。
亡(wang)國(guo)滅種的(de)危急形(xing)勢，迫使(shi)一些(xie)先進(jin)的(de)中國(guo)人(ren)開始尋找(zhao)新(xin)的(de)救國(guo)救民道(dao)路。
經濟基礎
中國民族資(zi)本(ben)主義的初(chu)步發展。
這一時期，民族資本主義(yi)得(de)以初(chu)步發展的原因有(you)三點：
一(yi)是(shi)帝國(guo)(guo)主(zhu)義(yi)(yi)的(de)(de)(de)入(ru)侵所帶來的(de)(de)(de)刺激(ji)。《馬關條約》中(zhong)(zhong)，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(gong)廠，列強紛紛加緊資(zi)本(ben)輸出，中(zhong)(zhong)國(guo)(guo)自(zi)給自(zi)足的(de)(de)(de)自(zi)然經濟遭到(dao)(dao)進一(yi)步破壞。這在客觀上促(cu)使中(zhong)(zhong)國(guo)(guo)城鄉的(de)(de)(de)商品(pin)經濟有所發(fa)展(zhan)，為(wei)中(zhong)(zhong)國(guo)(guo)民(min)(min)族(zu)工(gong)業的(de)(de)(de)發(fa)展(zhan)創造了(le)(le)一(yi)些條件；二(er)是(shi)在洋務運(yun)動(dong)(dong)中(zhong)(zhong)，洋務派打著“自(zi)強”、“求富”的(de)(de)(de)口號，興辦了(le)(le)一(yi)批近代工(gong)業企(qi)業，對中(zhong)(zhong)國(guo)(guo)民(min)(min)族(zu)資(zi)本(ben)主(zhu)義(yi)(yi)的(de)(de)(de)發(fa)展(zhan)起到(dao)(dao)了(le)(le)引導和刺激(ji)作用(yong)；三是(shi)因(yin)為(wei)一(yi)些覺醒的(de)(de)(de)國(guo)(guo)人把發(fa)展(zhan)民(min)(min)族(zu)資(zi)本(ben)主(zhu)義(yi)(yi)、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(shi)挽救民(min)(min)族(zu)危(wei)亡的(de)(de)(de)手段之(zhi)一(yi)，他們發(fa)出了(le)(le)“實業救國(guo)(guo)”的(de)(de)(de)呼(hu)聲，利用(yong)有利時機大力發(fa)展(zhan)民(min)(min)族(zu)工(gong)業。19世紀末，中(zhong)(zhong)國(guo)(guo)民(min)(min)族(zu)資(zi)本(ben)主(zhu)義(yi)(yi)得到(dao)(dao)了(le)(le)初步發(fa)展(zhan)，為(wei)資(zi)產階級開展(zhan)維新(xin)變法運(yun)動(dong)(dong)提供了(le)(le)經濟基礎。
階級基礎
民(min)族資產階(jie)級的壯大(da)。
隨(sui)著民族(zu)(zu)資本主義(yi)的(de)初步發展，中(zhong)國民族(zu)(zu)資產階級的(de)經濟實力不斷增強，他們(men)開始(shi)謀(mou)求與其(qi)經濟地位(wei)相符的(de)政治(zhi)權利。民族(zu)(zu)資產階級作為(wei)新的(de)政治(zhi)力量開始(shi)登上政治(zhi)舞臺，為(wei)戊(wu)戌變(bian)法奠定了(le)階級基(ji)礎。
思想基礎
一、近代以來新思(si)想的發展。
鴉片戰爭后，中國(guo)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，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(bu)(bu)步(bu)(bu)加深，先(xian)進的中國(guo)人開始思考(kao)要通過(guo)何種道路來(lai)挽(wan)救中國(guo)的問(wen)題(ti)。
林則徐、魏源等(deng)主張“向西方學(xue)習”，發出了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的呼(hu)聲，成(cheng)為學(xue)習西方的先聲。但是他(ta)們的思想(xiang)由于(yu)受(shou)到(dao)種(zhong)種(zhong)限制，并沒(mei)有(you)付諸實踐。洋務派將(jiang)“向西方學(xue)習”的思想(xiang)付諸行動。
19世紀60年(nian)代(dai)到(dao)90年(nian)代(dai)的洋(yang)(yang)務(wu)(wu)(wu)運(yun)動(dong)(dong)，在“中(zhong)學(xue)(xue)為體，西學(xue)(xue)為用”的思想指導下，主(zhu)要學(xue)(xue)習西方(fang)先(xian)進(jin)的科學(xue)(xue)技術(shu)，希望(wang)以此達到(dao)“自(zi)強”、“求富”的目的。洋(yang)(yang)務(wu)(wu)(wu)運(yun)動(dong)(dong)開啟了中(zhong)國(guo)近代(dai)化的進(jin)程。但是(shi)，甲午戰(zhan)爭的慘敗卻表明，洋(yang)(yang)務(wu)(wu)(wu)運(yun)動(dong)(dong)并(bing)不能救(jiu)中(zhong)國(guo)。
二、早期的資產階級維(wei)新思想萌芽。
早期資(zi)產階(jie)級維新(xin)派(pai)中(zhong)的(de)(de)很多人(ren)親(qin)身參加了洋務運(yun)動的(de)(de)實踐(jian)。經歷了甲午戰爭的(de)(de)失敗后，他們認為洋務運(yun)動僅將“制(zhi)器”作為學習的(de)(de)重點是不夠的(de)(de)，中(zhong)國(guo)真正要學習的(de)(de)是西方先進的(de)(de)政(zheng)治制(zhi)度(du)。
早期維新(xin)派(pai)主要針對(dui)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(gai)革方案，沒有(you)形成(cheng)完(wan)整(zheng)的理論體系。他們(men)只進行一些理論上的宣傳，很少從事(shi)實際的政治(zhi)活(huo)動(dong)，有(you)很大的局(ju)限性。
盡管如此，他們(men)掀(xian)起的(de)維新思潮，仍然產(chan)生了(le)廣泛影響(xiang)，并對(dui)康、梁(liang)維新思想的(de)產(chan)生起到了(le)思想先導的(de)作用。
三、維新思想(xiang)的進一步(bu)發展。
康(kang)有(you)(you)為打著“托古改制(zhi)”的(de)旗(qi)號，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(yu)中(zhong)國傳統的(de)儒家思想(xiang)(xiang)相結合(he)來宣傳變法。康(kang)有(you)(you)為的(de)思想(xiang)(xiang)在(zai)當時極具震撼力，為維新變法奠定了(le)理論基礎。但是他的(de)思想(xiang)(xiang)中(zhong)仍然帶有(you)(you)濃厚的(de)封(feng)建色彩，體現了(le)他對封(feng)建頑固勢(shi)力的(de)妥協。
梁啟超則將(jiang)維(wei)新(xin)思想的影(ying)響進(jin)一(yi)步擴大(da)(da)。梁啟超的維(wei)新(xin)思想在當時(shi)的一(yi)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(da)(da)反響，大(da)(da)大(da)(da)增(zeng)強(qiang)了維(wei)新(xin)變法的聲勢。
另(ling)一個維(wei)新(xin)(xin)派重(zhong)要人物嚴復(fu)通過發表文(wen)章和翻譯西(xi)方(fang)著(zhu)作，無情抨擊了封建頑固思(si)想(xiang)(xiang)，提(ti)出了“鼓(gu)民力”、“開民智(zhi)”、“新(xin)(xin)民德”的(de)(de)維(wei)新(xin)(xin)主張。嚴復(fu)雖(sui)然沒有參加維(wei)新(xin)(xin)運動的(de)(de)實踐，但是他對(dui)西(xi)學的(de)(de)介紹(shao)和宣傳卻對(dui)近代早期知識分(fen)子起到了思(si)想(xiang)(xiang)啟蒙的(de)(de)作用，也為醞釀中的(de)(de)戊戌變法提(ti)供(gong)了強有力的(de)(de)思(si)想(xiang)(xiang)武器。
正當維(wei)新(xin)(xin)變(bian)法(fa)運動在(zai)全國開展之時，以康(kang)有為(wei)、梁啟超為(wei)代表(biao)的維(wei)新(xin)(xin)派(pai)與(yu)以李(li)鴻章為(wei)代表(biao)的頑固派(pai)（包括(kuo)洋務(wu)派(pai)），圍繞著三個(ge)“要(yao)不(bu)要(yao)”，即(ji)要(yao)不(bu)要(yao)實行維(wei)新(xin)(xin)變(bian)法(fa)、要(yao)不(bu)要(yao)改封(feng)建(jian)(jian)君主專制制度(du)為(wei)君主立憲制度(du)、要(yao)不(bu)要(yao)改革封(feng)建(jian)(jian)的教育制度(du)，開始了一場(chang)大論(lun)戰。這是(shi)一場(chang)維(wei)新(xin)(xin)與(yu)守舊、變(bian)法(fa)與(yu)反(fan)變(bian)法(fa)的爭論(lun)，是(shi)中國的資本(ben)主義思(si)(si)想同封(feng)建(jian)(jian)主義思(si)(si)想的第一次正面交(jiao)鋒。
維新(xin)派利用這(zhe)次機會使自己(ji)的思想廣泛傳播開來，中國的知識(shi)分子進一(yi)步(bu)開闊(kuo)了眼(yan)界(jie)，解(jie)放了思想，更(geng)多的人(ren)倒(dao)向(xiang)了維新(xin)陣營。
主(zhu)詞條：馬關條約、公車上書
1895年4月，日(ri)本逼簽《馬(ma)關條約》的(de)(de)消息傳到北(bei)京，在(zai)康有為、梁(liang)啟超等的(de)(de)組織發(fa)動下，在(zai)北(bei)京應試(shi)的(de)(de)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(shang)書(shu)(shu)光緒帝(di)，痛(tong)陳(chen)民族危(wei)亡的(de)(de)嚴(yan)峻(jun)形勢，提出拒和、遷都(dou)、練兵、變法(fa)的(de)(de)主張，史稱“公(gong)車上(shang)書(shu)(shu)”。但(dan)上(shang)書(shu)(shu)因頑固派的(de)(de)阻撓，而(er)沒有送(song)到光緒帝(di)的(de)(de)手中。
公(gong)車上(shang)書失敗后(hou)，維(wei)新派(pai)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活(huo)動(dong)，著(zhu)書立說，介紹外國(guo)變法(fa)經驗教訓，在各地創辦了許多報刊、學(xue)會、學(xue)堂，為變法(fa)制造(zao)輿論，培養人才。維(wei)新變法(fa)運動(dong)逐漸(jian)在全國(guo)興(xing)起。
1895年8月17日(ri)，康有為、梁啟(qi)超等人在北京創辦《萬國公報(bao)》（后改名《中外紀(ji)聞(wen)》）鼓吹(chui)變法，并組織(zhi)強學會。
1896年8月，為(wei)了宣傳(chuan)變法而制造(zao)輿(yu)論中心，《時務(wu)報》在上(shang)海創刊。
1897年(nian)冬(dong)，嚴復在天津主編(bian)《國聞報》，成為與《時(shi)務報》齊(qi)名的在北方宣傳(chuan)維新變法的重要陣(zhen)地(di)。
光緒二十(shi)三年（1897年），唐(tang)才常與譚嗣同在瀏陽興辦算(suan)學(xue)館，提(ti)倡新(xin)學(xue)，在長沙辦時務學(xue)堂(tang)，編輯《湘學(xue)報》。次年又創(chuang)辦《湘報》，宣(xuan)傳變法(fa)維新(xin)。
在康(kang)有為、梁啟超等維新(xin)志士(shi)的(de)宣傳、組織(zhi)和(he)影響下，全國議論時政的(de)風氣(qi)逐(zhu)漸形成。到1897年底，各地已建立(li)以變法自(zi)強(qiang)為宗旨的(de)學(xue)會(hui)33個，新(xin)式(shi)學(xue)堂(tang)17所，出版報刊(kan)19種。到1898年，學(xue)會(hui)、學(xue)堂(tang)和(he)報館達300多個。1898年，與譚嗣同創辦南學(xue)會(hui)、群萌(meng)學(xue)會(hui)。
1897年冬，德國出兵強占膠(jiao)州(zhou)灣（見膠(jiao)州(zhou)灣事(shi)件）。
在(zai)嚴重(zhong)民族危(wei)機的激發下，維(wei)新變法運(yun)動迅速高漲。
康有為(wei)(wei)上書光緒(xu)帝(di)(di)，指出形勢迫(po)在(zai)眉睫，如果再不變法(fa)，不但國亡民危，就是皇帝(di)(di)想做老百(bai)姓都(dou)要做不成了(le)。后(hou)來(lai)，光緒(xu)帝(di)(di)接(jie)見康有為(wei)(wei)，表示不做“亡國之君”，讓(rang)康有為(wei)(wei)全面籌劃變法(fa)。
1898年1月(yue)(yue)29日，康有(you)為上《應(ying)詔統籌全局折》，4月(yue)(yue)，康有(you)為、梁啟超在北京(jing)發起(qi)成立保國會。
1898年4月，康有(you)為同(tong)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(cheng)立(li)保國(guo)會。
1898年6月11日，光(guang)緒帝頒布了“明定國是”詔書(shu)，變法正式開始(shi)。
變法期(qi)間，光(guang)緒帝先后發布上百(bai)道變法詔令，除舊布新。
1898年6月(yue)16日(ri)，慈禧太后迫使光緒連下三諭，控制了(le)人事任(ren)免(mian)和京(jing)津(jin)地區的軍政(zheng)大(da)權，準備發(fa)動(dong)政(zheng)變。
變法開(kai)始后，清政府中的守舊派(pai)不能容忍(ren)變法運動(dong)的開(kai)展(zhan)。有(you)人上書慈(ci)禧太后，要求殺了康有(you)為、梁(liang)啟超；奕劻、李蓮英(ying)跪請太后“垂簾聽政”；御(yu)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(yu)榮祿密(mi)謀；甚至宮(gong)廷內外(wai)傳言將廢除光緒，另立皇帝(di)。
1898年7月30日(ri)，光緒帝頒(ban)密詔給楊銳(rui)，囑維(wei)新派妥(tuo)籌(chou)良策，推進變法。密詔中說：
“朕(zhen)位且不能保，何況其它？”
光緒帝(di)意(yi)識到將有變故(gu)，自(zi)己處(chu)在(zai)危險(xian)地位，流(liu)露出焦(jiao)急(ji)心情，要維新派(pai)籌商對策。
1898年9月1日，禮(li)部主事(shi)王(wang)照疏請光(guang)緒帝游歷日本等國，以考(kao)察各(ge)國情況(kuang)。懷(huai)塔布、許應骙不(bu)肯代送。王(wang)照彈(dan)劾(he)他并到(dao)堂親遞，懷(huai)塔布不(bu)得已允許其代奏(zou)。許應骙則上奏(zou)彈(dan)劾(he)王(wang)照“咆哮署堂，借端挾制”。
1898年9月4日，光緒下(xia)令將懷塔布、許應骙、堃岫、徐(xu)會(hui)灃、溥颋(ting)、曾廣漢(han)等阻礙變(bian)法的禮部六(liu)堂官革職。王照(zhao)賞給三品頂戴，以四品京堂候補，用昭激勵。懷塔布老(lao)婆與慈禧太后有親戚關系(xi)，遂向(xiang)太后哭訴。
1898年9月(yue)5日，光(guang)緒召見譚嗣同，并命譚與劉(liu)光(guang)第、楊銳、林(lin)旭以(yi)四(si)品(pin)卿(qing)銜在(zai)軍機章京上行走。
1898年9月11日，光緒(xu)帝(di)召直隸(li)按(an)察使袁世凱(kai)來京(jing)陛見。
湖南舉人曾廉(lian)上書請殺康有為。
1898年9月13日，光緒帝(di)擬開懋(mao)勤殿，設顧問官，慈禧太后(hou)不允。
光(guang)緒帝手諭楊銳以變(bian)法之難，命康有為等詳細(xi)籌議。
1898年9月14日，直隸按察使袁世凱(kai)抵(di)北京。前任日本(ben)首相(xiang)伊(yi)藤博文經(jing)天津抵(di)京。
1898年9月(yue)16日(ri)，光緒帝在頤(yi)和園召見統率新建陸(lu)軍的直(zhi)隸(li)按察使袁(yuan)世凱，面(mian)談(tan)后升任他為侍郎候補。另一方面(mian)，直(zhi)隸(li)總督(du)榮(rong)祿以英俄(e)開(kai)戰，催袁(yuan)急(ji)回天津(jin)。
畢(bi)永年與(yu)譚嗣(si)同議軟禁太后事。
1898年9月17日，光緒帝再召(zhao)見袁(yuan)世凱，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(ge)辦各(ge)事(shi)。
光緒帝命康有(you)(you)為即離(li)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(ju)，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(you)(you)為密詔(zhao)。
1898年9月(yue)18日，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，稱大同(tong)學會(hui)蠱惑(huo)士心，紊(wen)亂朝政，引用東人，深恐貽(yi)禍(huo)宗社，吁懇(ken)皇(huang)太后即(ji)日訓政以遏亂萌。
據袁世(shi)凱(kai)的日(ri)記(ji)，之后譚嗣同于9月18日(ri)去法華(hua)寺夜訪袁世(shi)凱(kai)，透露慈禧聯同榮祿(lu)，要廢除光緒(xu)；并說皇(huang)上希(xi)望袁世(shi)凱(kai)可以起兵勤(qin)王，誅殺榮祿(lu)及包(bao)圍(wei)慈禧住的頤和園。
兩(liang)日后（9月20日），袁(yuan)世(shi)凱回到天津，次日晚(wan)袁(yuan)世(shi)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(de)政變消息，以為密謀已經泄(xie)露，為避(bi)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，將譚嗣同的(de)計劃向榮(rong)祿報告。
也有(you)一種(zhong)說(shuo)法是，袁世凱離京前(qian)密(mi)告(gao)給軍機(ji)大臣(chen)禮親王(wang)世鐸。
1898年9月(yue)19日，傍(bang)晚，慈禧(xi)突然離開頤和園(yuan)，返回大內。光(guang)緒帝自是日起(qi)遷居瀛臺。康(kang)有(you)為訪(fang)英國傳教士(shi)李(li)提摩太，請英國公使相(xiang)助，不成；又訪(fang)伊藤(teng)博文，請游說(shuo)慈禧(xi)太后。當晚黃紹箕勸康(kang)有(you)為迅速(su)離京。深(shen)夜，梁啟超、康(kang)廣仁等懇求康(kang)盡快(kuai)出(chu)走。慈禧(xi)回宮。
1898年9月20日，凌晨康(kang)有(you)為攜(xie)仆(pu)人李唐離京(jing)。光緒(xu)皇帝(di)第三次召見袁世凱，之后袁回天津。光緒(xu)皇帝(di)接(jie)見日本前(qian)首(shou)相伊(yi)藤博文，親密交(jiao)談。慈禧太后垂簾(lian)旁聽(ting)，極(ji)為不滿，當天深夜又接(jie)到(dao)榮祿密報，說光緒(xu)帝(di)欲軟禁太后。康(kang)有(you)為離開北京(jing)。
主詞條：戊戌政變
1898年9月21日，凌(ling)晨，慈禧太后突然(ran)從(cong)頤(yi)和園趕回紫禁城，直入光(guang)緒皇帝(di)寢(qin)宮，將光(guang)緒皇帝(di)囚(qiu)禁于中南海瀛臺；然(ran)后發布(bu)訓(xun)政詔書，再次(ci)臨朝“訓(xun)政”，“戊戌變法”失敗(bai)。
主詞條：戊戌六君(jun)子(zi)、徐(xu)致靖、張(zhang)蔭桓
戊戌(xu)政變后(hou)，慈禧太后(hou)下(xia)令(ling)捕殺(sha)在逃的(de)康(kang)有(you)為(wei)、梁啟超；逮捕譚嗣(si)同、楊深秀、林旭、楊銳、劉光第、康(kang)廣(guang)仁、徐致靖、張蔭桓(huan)等人。
1898年(nian)9月(yue)24日，剛(gang)毅奉太后(hou)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(zi)。
楊(yang)銳、林旭當(dang)日(ri)被(bei)捕(bu)。劉光第投案自首。楊(yang)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后為何(he)罷黜光緒帝，在聞喜(xi)會(hui)館住(zhu)處被(bei)捕(bu)。
1898年(nian)9月25日(ri)，譚(tan)嗣(si)同在瀏陽會館被捕。
1898年9月28日，在(zai)北京菜(cai)市口將譚嗣同、楊銳、劉光第、林旭、楊深秀、康廣仁六人殺害；徐致(zhi)靖處以永遠監禁；張蔭桓被遣戍新疆。
所有新(xin)政措施，除7月開辦(ban)的(de)京師(shi)大(da)學(xue)堂（今北京大(da)學(xue)）外，全(quan)部都被廢止。
創辦(ban)京師大(da)學(xue)(xue)(xue)堂；所有書(shu)(shu)院、祠(ci)廟、義(yi)學(xue)(xue)(xue)、社學(xue)(xue)(xue)一律改為(wei)兼習中西學(xue)(xue)(xue)的學(xue)(xue)(xue)堂；各省會設(she)高(gao)等學(xue)(xue)(xue)堂，郡城設(she)中等學(xue)(xue)(xue)堂，州(zhou)縣設(she)小學(xue)(xue)(xue)；鼓勵私人(ren)(ren)開辦(ban)學(xue)(xue)(xue)堂；設(she)立翻譯(yi)、醫學(xue)(xue)(xue)、農務(wu)、商學(xue)(xue)(xue)、路、礦、茶務(wu)、蠶桑速成學(xue)(xue)(xue)堂；派(pai)皇族(zu)宗室出國游歷，挑(tiao)選學(xue)(xue)(xue)生到日(ri)本(ben)游學(xue)(xue)(xue)廢八股、鄉會試及生童歲、科考試，改考歷史、政治、時務(wu)及四(si)書(shu)(shu)五經，以及定期(qi)舉(ju)行經濟特科；設(she)譯(yi)書(shu)(shu)局，頒(ban)發著書(shu)(shu)及發明給(gei)獎(jiang)章(zhang)程(cheng)，保薦格(ge)致人(ren)(ren)才。
主要措施為：
廢八股，興西學(xue)(xue)；創辦京師大學(xue)(xue)堂；設譯書局，派留學(xue)(xue)生；獎勵科學(xue)(xue)著作和發明。
康有(you)為強調(diao)中國(guo)(guo)必須(xu)以(yi)工(gong)商(shang)立(li)國(guo)(guo)，才能(neng)富國(guo)(guo)養民；另因為官辦企(qi)業(ye)多(duo)弊病，故也著重鼓勵民辦企(qi)業(ye)；設(she)鐵路(lu)礦務總局、農工(gong)商(shang)總局，并(bing)在(zai)各省設(she)分局；廣(guang)泛(fan)開(kai)設(she)農會，刊(kan)印農報，購(gou)買(mai)農具，訂立(li)獎勵學藝、農業(ye)程(cheng)序，編譯外(wai)國(guo)(guo)農學書籍(ji)，采用中西各法切實開(kai)墾；頒發制器(qi)及振興工(gong)藝給獎章(zhang)程(cheng)；在(zai)各地設(she)立(li)工(gong)廠；在(zai)各省設(she)商(shang)務局、商(shang)會，保護(hu)商(shang)務，推廣(guang)口岸(an)商(shang)埠、開(kai)放八旗經商(shang)的禁(jin)令，名(ming)其學習(xi)士農工(gong)商(shang)自謀生(sheng)計(ji)；倡(chang)辦實業(ye)，促進生(sheng)產；鼓勵私人開(kai)辦工(gong)礦企(qi)業(ye)。
改(gai)用西(xi)洋軍事訓練(lian)；遣散老弱殘兵，削減(jian)軍餉須支(zhi)，實行團練(lian)，裁減(jian)綠營，舉辦民(min)兵；頒(ban)發(fa)興造槍(qiang)炮(pao)特(te)賞章程；籌設武備大學堂；武科停試弓(gong)箭騎劍，改(gai)試槍(qiang)炮(pao)。
將(jiang)城鄉許多祠堂、廟宇改為學堂，破除迷(mi)信(xin)。
（一）開放言路(lu)。光(guang)緒皇帝下(xia)(xia)詔，允許報紙“指陳利弊”，“中外時事，均許據實昌言，不必意存忌諱”。又(you)下(xia)(xia)詔，凡院、部司(si)員欲條陳意見，可以(yi)上書，通(tong)過本衙門的“堂官”（首長(chang)）代(dai)傳。普(pu)通(tong)百姓可以(yi)到都察(cha)院呈遞。
（二）精(jing)減(jian)(jian)機構。撤銷詹事(shi)府（主(zhu)管(guan)皇(huang)后、太子家事(shi)）、通(tong)政司(si)（主(zhu)管(guan)內外章奏）等六個衙門，各省(sheng)也要做相應(ying)精(jing)減(jian)(jian)。
（三）任用新人。維(wei)新派楊(yang)銳、劉光(guang)第、譚嗣同都被光(guang)緒(xu)任命為“軍機衙門(men)章京上行(xing)走(zou)”（秘書(shu)），參(can)與新政。
（四）仿效康熙、乾隆時的舊制，在紫禁城內開“懋勤殿”，使(shi)之實(shi)(shi)際上成為皇帝與維新派討(tao)論制度改革的機構（未能實(shi)(shi)行）。
康(kang)有為(wei)還有些未發(fa)表的新政，如：
尊孔圣為國(guo)(guo)教、立教部及教會、以孔子紀年、制訂憲法、開國(guo)(guo)會、君(jun)民合治、滿漢平(ping)等、皇帝親自統(tong)帥陸海軍、改年號為維新、斷(duan)發易服及遷都上海等。
根(gen)據康有為(wei)表示，自君(jun)民合治以下的新(xin)政(zheng)都(dou)得到了光緒的同意(yi)。
戊戌變法失(shi)敗的根本原因是：
資產(chan)階(jie)(jie)級維新派力量過于(yu)弱小，即資產(chan)階(jie)(jie)級的(de)軟弱性(xing)；慈禧所代表的(de)頑固(gu)派掌握實權，實力強大(da)。
其一，守舊派勢力強大(da)，當時國家的(de)最高領導權不在光緒皇帝手(shou)中，而為以西(xi)太后(hou)為首(shou)的(de)王公、大(da)臣(chen)所掌握。維新(xin)派只(zhi)有(you)少數幾個人，沒(mei)有(you)實權。西(xi)太后(hou)最初(chu)曾(ceng)指示(shi)“今宜(yi)專(zhuan)講(jiang)西(xi)學”，
但(dan)是，當(dang)她感到變法(fa)觸及(ji)到她自己(ji)的權力和清廷王(wang)公貴族的利益時，就動手遏制、鎮(zhen)壓(ya)。
其二(er)，維新派缺乏正確(que)的(de)(de)(de)理論指導。康有為的(de)(de)(de)《新學偽(wei)經(jing)(jing)考》指責西漢(han)的(de)(de)(de)古文(wen)經(jing)(jing)書(shu)全系劉歆偽(wei)造，《孔(kong)子(zi)改(gai)制(zhi)考》將(jiang)孔(kong)子(zi)打(da)扮為“改(gai)制(zhi)立法”的(de)(de)(de)祖(zu)師爺。兩書(shu)都(dou)沒有充分(fen)的(de)(de)(de)、有說服力(li)的(de)(de)(de)證(zheng)據，不用說守舊派反對，當時的(de)(de)(de)一些(xie)開(kai)明人士也(ye)不贊成。此外，維新派某(mou)些(xie)激進的(de)(de)(de)宣傳，也(ye)增加了(le)社(she)會阻力(li)。
其三，維新派(pai)缺乏堅(jian)強的(de)組織領導，脫離廣大人(ren)民群眾，只(zhi)寄希望于沒有實權的(de)皇帝和極(ji)少(shao)數的(de)官僚(liao)，甚至(zhi)對帝國主義抱(bao)有不切實際的(de)幻想。
其(qi)四，維(wei)新派及(ji)光(guang)緒(xu)皇(huang)帝在(zai)實施變法(fa)上(shang)的某些冒進措施。變法(fa)一開(kai)始(shi)，光(guang)緒(xu)皇(huang)帝就因不(bu)滿(man)自己的老師(shi)、軍機重臣翁(weng)同龢的持重、頂(ding)撞，將其(qi)開(kai)缺(que)回籍。大量(liang)裁減冗官，僅京(jing)師(shi)一地，涉及(ji)閑散(san)衙門十多處，失去(qu)職務者近萬人，但(dan)是又(you)沒有安排出路。因王(wang)照上(shang)書(shu)被阻而一下子(zi)罷免六(liu)個部長級大員，也操之過急，并(bing)且失之過重。
其(qi)五，變法手(shou)段單一：采取單純的自上(shang)而下(xia)的“和平(ping)”、“合法”方式。
戊戌變法作為近代中國的(de)一次資產階級性質(zhi)的(de)改(gai)良運(yun)動，具有進步意義。雖然被慈禧太后扼(e)殺(sha)了(le)，但也為13年(nian)之后爆發的(de)辛亥革命(ming)打下了(le)思想基礎(chu)。
一、推(tui)動了清政府的(de)自我改革(ge)。
1900年八國聯(lian)軍(jun)入(ru)侵(qin)，慈禧太(tai)后(hou)帶著光緒逃到西安，這給慈禧以慘痛(tong)教訓。簽訂《辛(xin)丑條約》后(hou)，慈禧太(tai)后(hou)下令實(shi)行新(xin)(xin)政，其內容(rong)有：編(bian)練(lian)新(xin)(xin)軍(jun)；廢(fei)科舉，建學堂；獎(jiang)勵民辦工廠；改革法制；派(pai)五大臣出洋考(kao)察，預備立(li)憲；成立(li)咨(zi)政院、咨(zi)議(yi)局等(deng)。其中有些改策已經超(chao)出了(le)當年維新(xin)(xin)變法的內容(rong)。
二(er)、激起了民眾對滿清政府的憤恨，推(tui)動知識分(fen)子(zi)由維新向(xiang)革命轉化。
戊(wu)戌維(wei)新失敗(bai)后(hou)，支持孫中山革命(ming)(ming)的(de)人增多了(le)，不(bu)少對清政府抱有(you)幻想(xiang)的(de)知識(shi)分子(zi)轉變為革命(ming)(ming)黨人（此條更準確的(de)說應為戊(wu)戌政變的(de)影響(xiang)，而不(bu)是戊(wu)戌變法本身(shen)的(de)影響(xiang)。）。
一、推(tui)動(dong)了中國的思想解放(fang)運動(dong)。
（1）變法理論更加(jia)深(shen)入人心。
人們普遍認(ren)為，不變(bian)(bian)(bian)沒(mei)有出路，變(bian)(bian)(bian)是古今(jin)通理，中國還(huan)應(ying)該大變(bian)(bian)(bian)、全(quan)變(bian)(bian)(bian)。
（2）民主思想進一(yi)步傳播(bo)。
維新派只敢(gan)講(jiang)“民(min)權”，承(cheng)認(ren)人(ren)民(min)有參與管理政治的(de)權利，但是(shi)不(bu)敢(gan)講(jiang)“民(min)主”，不(bu)肯承(cheng)認(ren)人(ren)民(min)是(shi)國家和社(she)會的(de)主人(ren)。戊(wu)戌維新之后，民(min)主思潮就充分發展起來(lai)了。
（3）激起(qi)了新一輪(lun)向(xiang)西方尋求救國真(zhen)理的熱潮。
戊(wu)戌維新失敗后，更(geng)多(duo)(duo)的年輕人出國(guo)留學，更(geng)多(duo)(duo)的西(xi)方學說(shuo)被譯(yi)介到(dao)中(zhong)(zhong)國(guo)，中(zhong)(zhong)國(guo)的思(si)想界更(geng)為(wei)活躍。
二、成為(wei)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奏。
戊戌(xu)變法后，新式文(wen)(wen)化事業勃(bo)興，國內出現辦(ban)學熱(re)，創辦(ban)新式報刊(kan)熱(re)，出版新書(shu)熱(re)。戊戌(xu)時期(qi)，維(wei)(wei)新派(pai)為了對人民進(jin)行“啟(qi)蒙”，曾提倡白(bai)話文(wen)(wen)和“小說界(jie)革命(ming)(ming)”。維(wei)(wei)新運(yun)動失敗后，白(bai)話報刊(kan)更(geng)多出現，白(bai)話文(wen)(wen)得到更(geng)多提倡。除“小說界(jie)革命(ming)(ming)”外，維(wei)(wei)新派(pai)繼(ji)續倡導“詩界(jie)革命(ming)(ming)”、“曲(qu)界(jie)革命(ming)(ming)”、“思想革命(ming)(ming)”、“道德革命(ming)(ming)”、“宗教(jiao)革命(ming)(ming)”以至“史(shi)學革命(ming)(ming)”。
中國歷史學家翦伯(bo)贊《中國史綱要》：
維新(xin)運動具有救亡和抵制人(ren)民革命的(de)雙重性質，但變法主張的(de)公(gong)開提出，起了主要是積極(ji)的(de)政治影響。
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(gong)共事務(wu)學院政治學教授、博士生導師蕭功(gong)秦：
戊戌人士(shi)激進(jin)變法的失(shi)敗，最直接的后果(guo)，是加劇了社會內部的政治兩極化過程。
一方(fang)(fang)面，這(zhe)這(zhe)場變法(fa)引起了(le)(le)以滿(man)清權(quan)貴保(bao)守派的(de)(de)(de)(de)(de)(de)政治反動。他(ta)們以情緒化的(de)(de)(de)(de)(de)(de)方(fang)(fang)式(shi)，更為頑固地(di)堅持“祖法(fa)不可變”的(de)(de)(de)(de)(de)(de)立場。一批更為昏(hun)庸、眼界更狹隘(ai)的(de)(de)(de)(de)(de)(de)“原(yuan)教旨”保(bao)守派進入了(le)(le)權(quan)力中樞(shu)，并進而強化了(le)(le)朝野本來就(jiu)存在的(de)(de)(de)(de)(de)(de)非理性(xing)的(de)(de)(de)(de)(de)(de)排(pai)外主義勢力。他(ta)們注定成為清王朝殘存的(de)(de)(de)(de)(de)(de)權(quan)威合(he)法(fa)性(xing)資源的(de)(de)(de)(de)(de)(de)巨(ju)大消耗者。
另一(yi)(yi)方(fang)面，戊戌變法的(de)(de)失敗，使相當一(yi)(yi)批現代(dai)化(hua)知識精英，由于對體制內的(de)(de)變革失望，而開始走向體制外的(de)(de)革命(ming)。“革命(ming)排(pai)滿(man)”從(cong)此(ci)成為(wei)日益(yi)強大的(de)(de)政治思潮。清王朝充當中國變革的(de)(de)主導者(zhe)的(de)(de)可能性，將受(shou)到越來越嚴重的(de)(de)挑戰。
這(zhe)種兩極(ji)化過程(cheng)使中國未來的命運，將(jiang)由(you)此充滿了(le)更多的變數(shu)。
南開大學歷(li)史學院教授、博士生(sheng)導(dao)師李喜所(suo)：
戊戌(xu)變法失敗的基本緣由不在康梁維新派(pai)的變法內容和詳細戰略上，而在于當時(shi)沒(mei)有(you)呈(cheng)現(xian)一個(ge)使(shi)變法勝利的整(zheng)體的社會環境，以及與此相聯絡的強大(da)的促進(jin)變革(ge)的政治和經濟力氣。
英(ying)國(guo)政治家羅伯特·赫德：
皇帝的方向是正確的，但是他的顧(gu)問康(kang)有為和其(qi)他人(ren)等都(dou)缺乏工作經驗，他們簡(jian)直是以好心腸扼殺了“進步”。
香(xiang)港大學博士區仲桃(tao)認(ren)為(wei)，早在康(kang)有為(wei)跟光緒(xu)策劃百日維新前，慈禧與(yu)光緒(xu)已(yi)逐步(bu)推(tui)行(xing)改(gai)革(ge)，康(kang)有為(wei)的出現某程(cheng)度上“破壞”了原本改(gai)革(ge)的進程(cheng)。康(kang)有為(wei)提出改(gai)革(ge)的背后(hou)有個(ge)人的考慮，而且(qie)手法(fa)激進。其中(zhong)譚嗣同(tong)更認(ren)為(wei)，所有變革(ge)要(yao)流血才(cai)會成功。
康有為跟日本(ben)關(guan)系密切，力邀日本(ben)前首相伊藤(teng)博文（策劃(hua)中日甲午(wu)戰爭的(de)主要人物）當光緒顧(gu)問(wen)。
更(geng)甚的是，康(kang)有(you)(you)(you)為(wei)等策動暗(an)殺慈(ci)禧，事(shi)情敗露，康(kang)有(you)(you)(you)為(wei)、梁啟超(chao)流亡(wang)海外(wai)，譚嗣同拒絕逃(tao)亡(wang)，要(yao)用(yong)自己的血肉來明志(zhi)。慈(ci)禧對于光緒要(yao)殺害自己十分震驚(jing)，但在(zai)她有(you)(you)(you)生之年對這件事(shi)情絕口不提。康(kang)有(you)(you)(you)為(wei)在(zai)國外(wai)，竭力把慈(ci)禧、光緒描繪成今天一般人理解的模樣。
臺(tai)灣(wan)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雷家圣指出：
戊戌變(bian)法期間(jian)，日本前首(shou)相(xiang)伊藤博文至中國訪(fang)問。
當時英國傳教士(shi)李提摩(mo)太向變(bian)法派領(ling)袖康有為(wei)建議，要(yao)求清朝方(fang)面聘請(qing)伊(yi)藤為(wei)顧問(wen)，甚至付以(yi)事權(quan)。
于是，變法(fa)派官員(yuan)在伊(yi)藤(teng)抵華后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(yi)藤(teng)，引起保(bao)守派官員(yuan)的警惕。保(bao)守派官員(yuan)楊崇伊(yi)甚至(zhi)密(mi)奏慈(ci)禧太后：
“風聞東洋故相伊藤(teng)博文，將專政柄。伊藤(teng)果(guo)用，則祖(zu)宗所傳(chuan)之天下(xia)，不啻拱手讓人(ren)。”
這種激(ji)烈的言論，促使慈禧(xi)太后(hou)在9月19日（八月初四(si)）由頤和園回(hui)到紫禁城(cheng)，意欲了解光緒皇帝對(dui)伊藤有何看(kan)法(fa)。
伊藤與(yu)李提摩太(tai)又向(xiang)康有為提議(yi)“中(zhong)美英日合邦(bang)”。于是，在康有為的授意下，變法(fa)派官員楊深秀(xiu)于9月(yue)20日（八月(yue)初五）上書光(guang)緒皇帝：
“臣尤伏愿我(wo)皇上(shang)早定(ding)大計，固(gu)結英、美、日本三國，勿嫌‘合邦’之名之不(bu)美。”
另一(yi)變法派官員宋伯魯(lu)也于9月(yue)21日(ri)（八月(yue)初六）上書言(yan)道(dao)：
“渠之來也，擬聯合中國(guo)(guo)(guo)、日本、美國(guo)(guo)(guo)及(ji)英國(guo)(guo)(guo)為合邦，共(gong)選通達時務、曉暢各(ge)國(guo)(guo)(guo)掌故者(zhe)百人，專(zhuan)理四國(guo)(guo)(guo)兵(bing)政稅則(ze)及(ji)一切(qie)外交等事。”
雷家圣認為，這是欲將中國(guo)(guo)軍事、財稅、外(wai)交等國(guo)(guo)家大權，交于外(wai)人之(zhi)手(shou)。
所(suo)以，慈禧(xi)太后驚(jing)覺事態嚴重，便當機(ji)立斷(duan)，發動政變，重新訓政，從而結(jie)束了(le)戊戌(xu)變法。
雷家圣亦指(zhi)出“合(he)邦(bang)”為(wei)(wei)外國(guo)(guo)的陰謀，康有(you)為(wei)(wei)在戊戌變法前(qian)即曾與(yu)日本(ben)人聯(lian)系，要與(yu)日本(ben)人聯(lian)合(he)召開(kai)“兩國(guo)(guo)合(he)邦(bang)大會(hui)議(yi)”。
戊(wu)戌變法(fa)開始后，李(li)提(ti)(ti)摩太(tai)又(you)向(xiang)康有(you)為建(jian)(jian)議(yi)中、美、英、日四國“合邦”，藉以對抗俄國，他指出，這在(zai)當(dang)時是完全(quan)(quan)不切實際(ji)的。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李(li)提(ti)(ti)摩太(tai)卻向(xiang)康有(you)為提(ti)(ti)出這種建(jian)(jian)議(yi)，動機令人懷(huai)疑。康有(you)為更向(xiang)光緒建(jian)(jian)議(yi)要向(xiang)李(li)提(ti)(ti)摩太(tai)與(yu)伊(yi)藤博(bo)文(wen)“商酌辦法(fa)”，則控(kong)制權將完全(quan)(quan)掌(zhang)握在(zai)外人手中。
因(yin)此，李提摩太“合(he)邦”的計劃，可以說(shuo)是一個外(wai)(wai)(wai)交(jiao)的騙(pian)局，利用康(kang)有為等(deng)人(ren)(ren)對國際常識不足的弱(ruo)點，誘(you)騙(pian)康(kang)有為等(deng)人(ren)(ren)與光緒將交(jiao)出軍事(shi)、財政、外(wai)(wai)(wai)交(jiao)等(deng)權力給外(wai)(wai)(wai)國人(ren)(ren)，任(ren)由外(wai)(wai)(wai)國操控宰割。
戊戌政變之(zhi)后，許多(duo)官吏紛(fen)紛(fen)上(shang)書彈(dan)劾康有為、梁(liang)啟超等(deng)人，如兵部掌印給(gei)事中高燮(xie)曾于八月(yue)十(shi)一日上(shang)奏言：
“從前(qian)朝鮮被(bei)倭人戕妃(fei)逼王，其明證也(ye)。”
福建道監察御史(shi)黃(huang)桂鋆(yun)上奏：
“大(da)約康有為等，內則(ze)巧奪政權，外則(ze)私通敵國，其主持(chi)變(bian)法之(zhi)說(shuo)，皆欺人語也(ye)。”
民間學者王先(xian)謙也批評康有為：
“借兵外臣(chen)，倚重鄰敵(di)，以危宗社，又(you)兼(jian)崔胤(yin)、張(zhang)邦昌而有之，誠亂(luan)臣(chen)賊子之尤也。”
當時的(de)(de)官僚與士大(da)夫，已(yi)經將康有為等人的(de)(de)陰(yin)謀與朝鮮的(de)(de)乙未事(shi)變作比(bi)較，并(bing)發現了其中的(de)(de)相似之處(chu)：
日本派軍包圍(wei)(wei)朝鮮皇(huang)宮，并(bing)由(you)殺(sha)手(shou)進入皇(huang)宮殺(sha)害閔妃，與譚(tan)嗣同游說袁世凱“殺(sha)榮祿，兵圍(wei)(wei)頤和園(yuan)”，然(ran)后(hou)由(you)“好(hao)(hao)漢、好(hao)(hao)將”進入頤和園(yuan)“去此老朽（慈禧(xi)）”的過程如出一(yi)轍；
1896年，朝(chao)鮮(xian)國王逃到(dao)俄(e)國公使(shi)館尋求保(bao)護，以(yi)(yi)圖擺脫日(ri)(ri)本(ben)(ben)的壓迫(po)，然而到(dao)了1904年，隨著(zhu)日(ri)(ri)俄(e)戰(zhan)爭的爆發，日(ri)(ri)軍再度(du)大舉進入韓(han)(han)國，逼迫(po)韓(han)(han)國簽(qian)訂(ding)韓(han)(han)日(ri)(ri)議(yi)定書；同年再逼迫(po)韓(han)(han)國簽(qian)訂(ding)第一次韓(han)(han)日(ri)(ri)協(xie)約，韓(han)(han)國之(zhi)財政、外交皆須聽從日(ri)(ri)本(ben)(ben)顧問(wen)的意見(jian)以(yi)(yi)施行之(zhi)。次年，日(ri)(ri)本(ben)(ben)在日(ri)(ri)俄(e)戰(zhan)爭中戰(zhan)勝俄(e)國之(zhi)后(hou)，以(yi)(yi)樞密院(yuan)(yuan)院(yuan)(yuan)長伊藤(teng)博文為特派大使(shi)，逼迫(po)韓(han)(han)國簽(qian)訂(ding)第二次韓(han)(han)日(ri)(ri)協(xie)約（乙巳條約），日(ri)(ri)本(ben)(ben)得在韓(han)(han)國設(she)置統監(jian)(jian)，統理指揮今后(hou)韓(han)(han)國對外國的關系以(yi)(yi)及(ji)事務。而首任統監(jian)(jian)，即是伊藤(teng)博文。
日本利用顧(gu)問、統監掌控(kong)韓國的政治外(wai)交，這與戊戌變法時期重(zhong)用伊(yi)藤博文的“借才”之(zhi)議(yi)，有異曲同(tong)工之(zhi)妙。
1907年，朝鮮高(gao)宗(zong)李熙趁(chen)著第二次萬(wan)國(guo)和平會議(yi)在荷蘭海(hai)牙舉行之(zhi)際，派遣屬下秘密(mi)潛赴海(hai)牙，向(xiang)和平會議(yi)主席及各(ge)國(guo)代表提出高(gao)宗(zong)李熙的(de)密(mi)書，并要求(qiu)參(can)加會議(yi)，但會議(yi)議(yi)長以韓國(guo)已成為日(ri)本的(de)保(bao)護國(guo)，沒有外交權為由，予以拒絕。
海(hai)牙密使(shi)的消息傳回韓國，統監伊(yi)藤博文(wen)譴責韓國政府：
“漠視(shi)協約精神，敵視(shi)日本(ben)，故(gu)日本(ben)不得不向韓(han)國宣戰。”
最后，李熙宣(xuan)布(bu)讓位(wei)(wei)，由太子純宗即位(wei)(wei)由此(ci)可見，可見“借才(cai)”一旦(dan)付諸實施就沒有回頭(tou)的機(ji)會。
1909年，日(ri)本開始(shi)積極推動“合邦”的(de)(de)計劃，在日(ri)本人的(de)(de)壓力之下(xia)，韓國終于在1910年，被迫(po)簽下(xia)了合并條約，成(cheng)為了日(ri)本的(de)(de)殖民地(di)。
美國哈佛大(da)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孔祥(xiang)吉也認為：
“拆(chai)穿了(le)李提摩太(tai)的西洋鏡，原(yuan)來是(shi)一(yi)個赤裸(luo)裸(luo)的并(bing)吞中國的陰謀，……這一(yi)合(he)邦計劃幸好沒有實行，倘若付(fu)諸實施，則半(ban)封建(jian)、半(ban)殖(zhi)民地(di)的中國無疑會(hui)成為對英美(mei)日等資(zi)本主義國家的附(fu)屬國和殖(zhi)民地(di)。”
戊(wu)(wu)戌(xu)政變之(zhi)后，慈禧(xi)下令逮捕康有(you)為，將(jiang)宋伯魯革職(zhi)拿問，后又處死(si)楊深秀等戊(wu)(wu)戌(xu)六君子，均(jun)沒(mei)有(you)提到(dao)他們有(you)賣(mai)國通敵之(zhi)罪。
雷家圣指出，由于當時(shi)英、日(ri)正(zheng)在(zai)中國東北(bei)與(yu)渤海進行軍事活動，一旦公布英、日(ri)涉及合邦計劃(hua)，無異與(yu)英、日(ri)反目(mu)成(cheng)仇，因此只能(neng)以(yi)含混之(zhi)罪(zui)名帶過。
1894年(nian)末，譚(tan)嗣同給(gei)其師(shi)歐陽中(zhong)鵠寫(xie)信談(tan)及(ji)改革路(lu)徑，具體(ti)到(dao)改革經費(fei)的籌措時，譚(tan)嗣同說：“試為今之(zhi)時勢籌之(zhi)，已割之(zhi)地不(bu)必論矣。益當盡賣新疆(jiang)于俄羅斯，盡賣西藏于英吉利(li)，以(yi)償清二(er)萬萬之(zhi)欠款。以(yi)二(er)境方數(shu)萬里之(zhi)大，我(wo)(wo)之(zhi)力(li)終(zhong)不(bu)能守，徒為我(wo)(wo)之(zhi)累(lei)贅，而賣之(zhi)則不(bu)止值(zhi)二(er)萬萬，仍可多取值(zhi)為變法之(zhi)用，兼請英俄保護(hu)中(zhong)國十年(nian)。”，認為蒙古、新疆(jiang)、西藏、青海(hai)“毫無利(li)于中(zhong)國”，不(bu)如(ru)賣掉(diao)“供變法之(zhi)用”。
康有(you)為在(zai)戊戌年前(qian)后，也有(you)將(jiang)西藏、新疆等(deng)地賣給列強(qiang)的想法。
據翰(han)林院編修夏(xia)孫桐在《書孫文正公事(shi)》中記載，朝廷重臣(chen)孫家鼐曾質(zhi)問康有為的(de)新政構想“萬端并起”，經費將如何籌措(cuo)；康有為的(de)回答(da)是：
把(ba)西藏賣給英國，“可得善(shan)價供新(xin)政用”。
然而康(kang)、譚其實(shi)并不懂國家之間買(mai)賣疆土是怎么回事。
在康有(you)(you)為進呈(cheng)給光(guang)緒帝的著作之一《日本(ben)變政考》里，康有(you)(you)為舉了庫(ku)頁島（日本(ben)人稱樺太島）劃俄(e)和阿拉斯加售(shou)美兩個例子(zi)，來證明其賣疆(jiang)土搞變法的理念是正(zheng)確(que)的。
然而日(ri)俄《樺太千島交換條約》并非(fei)如(ru)康氏所言是日(ri)本(ben)政府在“賣地”，而是日(ri)俄兩(liang)國(guo)的一次(ci)邊界勘定(ding)。
至于出售(shou)阿拉斯加，其目的并不(bu)是為了賣錢來(lai)處理(li)內政，其所得亦非(fei)如康(kang)有為所說，賣了“金錢數萬(wan)萬(wan)（億）”（實(shi)際上(shang)僅賣了720萬(wan)美元），更沒有拿(na)來(lai)“筑鐵(tie)路、興學校、購鐵(tie)艦、增海軍”。
批(pi)評(ping)者指出(chu)，康有為在進(jin)呈給光緒的(de)著作里如此扭曲史(shi)實，或(huo)是其(qi)本(ben)就一知半解(jie)，或(huo)是刻意曲解(jie)以引誘光緒贊同賣疆土搞變法——考慮到康氏(shi)畢生為學，如梁啟超所言，常好博求(qiu)異，為證成己論，不惜抹煞事實，曲解(jie)證據，恐(kong)后者之可(ke)能性更(geng)大(da)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