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舊石器時代的重要遺址，位于北京市房山區周口店龍骨山。周口店遺址自1927年進行大規模系統發掘以來，共發現不同時期的各類化石和文化遺物地點27處，發掘出土代表40多個“北京人”的化石遺骸，10多萬件石器，近200種動物化石及大量的用火遺跡等，成為舉世聞名的人類化石寶庫和古人類學、考古學、古生物學、地層學、年代學、環境學及巖溶學等多學科綜合研究基地。

中國南方早期新石器時代（約7000—5000年前）遺址，位于浙江省寧波市余姚市河姆渡鎮。1973年夏，河姆渡遺址被當地農民意外發現，同年進行了首次大規模挖掘。河姆渡遺址總面積達4萬平方米，上下疊壓著四個文化層。河姆渡遺址出土陶片達幾十萬片，還有大量珍貴文物。河姆渡文化的發現，使長江下游地區史前考古學跨上了新臺階，改變了過去人們的認識，以事實糾正了以往認為江南前文化發展較晚的觀點。

中國商朝后期都城遺址，位于河南省安陽市。它因1899年的一天，金石學家王懿榮藥店所購得刻有甲骨文的龍骨而初現端倪，1928年殷墟正式開始考古發掘。其間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筑遺址和以甲骨文、青銅器為代表的豐富文化遺存。殷墟的發掘，大量的甲骨文與所載史實，徹底改寫了西方的“世界通史”，確立了殷商社會作為信史的科學地位。它是中國至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、并為考古學和甲骨文所證實的都城，所出土甲骨文更是聞名于世界。

古蜀文化遺址，位于四川省廣漢市，距今5000至3000年歷史。1929年被發現，伴隨著逐漸深入的發掘，四川三星堆遺址的神秘面紗由此揭開。其間出土的陶器、石器、玉器、銅器、金器數量驚人，造型奇特，與黃河流域文明出土的器物差別很大，屬于一個獨立于黃河流域之外的文明。它的發現證明了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體的，同時它也向考古學家們拋出許多的謎題，至今仍難以作出解答。

“千古一帝”秦始皇陵墓，位于陜西省西安市以東30公里的驪山，1974年3月被當地村民發現。說起秦始皇陵，人們就會想到兵馬俑，其實兵馬俑僅僅是陪葬品之一。但僅僅就憑兵馬俑，都能稱得上“世界第八奇跡”了。秦始皇陵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陵園。其巨大的規模、豐富的陪葬物居歷代帝王陵之首，是最大的皇帝陵。如果說古埃及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上王陵，那么中國秦始皇陵便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皇陵。

西漢初長沙王丞相利蒼及其家屬的墓葬，位于湖南省長沙市。于1951年被著名考古學家夏鼐發現，1972年正式進行科學挖掘。其間，考古工作者先后發掘了3座西漢時期墓葬，出土絲織品、帛書、帛畫、中草藥等遺物3000余件。此外，最令人震驚的便是所出土女尸，歷經兩千多年，仍與新鮮尸體相仿。馬王堆漢墓的發掘，為研究西漢初期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，以及當時的歷史、文化和社會生活等方面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，對我國的歷史和科學研究均有巨大價值。

明定陵建于1584-1590年，是明代第十三帝神宗顯皇帝朱翊鈞的陵墓。定陵是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園之一，它的地面建筑共占18萬平方米，前有寬闊院落三進，后有高大寶城一座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間，定陵被當做“牛鬼蛇神”批斗，萬歷皇帝及兩位皇后的尸骨棺槨被毀。且由于當時人們文物保護意識不強和發掘技術有限，使定陵出土的大量絲織品未得到及時有效的保護，迅速風化，因此，定陵的發掘也被認為是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劇。

西漢漢廢帝劉賀的墓葬，位于位于江西省南昌市。海昏候墓于2011年被發現，發掘工作歷時五年多。截至2019年2月，出土1萬余件珍貴文物。僅海昏侯墓地的出土黃金量就超過了全國已出土漢墓金器總和，出土5200余枚竹簡，其中失傳已久《論語》的《齊論》版本更是舉國震驚。它是目前我國發現規模最大，保存最好的漢代列侯等級墓葬。不夸張地說，海昏侯墓應當是21世紀以來中國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了。

戰國早期曾侯乙的墓葬，位于湖北隨州，1978年因部隊開山炸石而重見天日，同年進行正式發掘工作。其間共出土文物15000余件，僅青銅器就共計6239件，當中的曾侯乙編鐘是迄今發現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銅編鐘。曾侯乙墓出土青銅禮器是歷年來我國出土青銅器數量最多、種類較全的一次，所出土編鐘、琴、瑟、笙等多種樂器是中國音樂史研究的珍貴資料。整個曾侯乙墓葬，規格宏達，所包含歷史信息眾多，直觀的為現代人展現了先秦時期的中國風貌。

屈身在著名的法門寺地下千年之久，1987年因一場施工意外為世人所見。在對地宮的持續勘探中，考古人員發現了4枚真身舍利，釋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出土更是聞名海內外。此外，還有多達120多件的金銀器、熏香品、絲織品等珍貴文物。法門寺地宮，是世界上迄今為止發現的年代最久遠、規模最大、等級最高的佛塔地宮，它向世人展現了豐富的盛唐文化，同時吸引著全世界的佛教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