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古代法治典故《約法三章》，最早出自于西漢·司馬遷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。公元前206年，劉邦帶兵攻到了咸陽，秦王子嬰向劉邦投降。劉邦進咸陽后，秋毫無犯將秦朝的宮廷重地及財寶物資府庫予以保護或封存，將十萬大軍撤駐城外霸上。為了取得民心，還把關中各縣父老、豪杰召集起來，鄭重地向他們宣布道：“秦朝的嚴刑苛法，把眾位害苦了，應該全部廢除。現在我和眾位約定，不論是誰，都要遵守三條法律。這三條是：殺人者要處死，傷人者要抵罪，盜竊者也要判罪！”父老、豪杰們對此都表示擁護。“約法三章”內容雖十分簡潔，但精神內涵豐富，其所提出的有關政治和法律主張，在中國政治文明史和法治文明史上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。

《奉公守法》不僅是一個成語故事，也是一個法制故事，最早出自西漢·司馬遷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》。戰國時期，趙國有位大將名叫趙奢，年輕時，曾擔任趙國征收田稅的小官。有一次，趙奢到平原君趙勝家去征收田稅，誰知趙勝管家蠻橫不講理，不肯繳納田稅。趙奢根據當時的法律，殺了趙勝手下九個參與鬧事的人。趙勝知道后，揚言要殺趙奢。趙奢知道趙勝要殺自己，不但沒有躲避，反而找到趙勝，對他進行了一番勸解，說如果大家都不遵守法律，國家必然衰弱。國弱則被欺，富貴難保，應以身作則，重視國家的法令。趙勝這才罷休，還把他推薦給了趙惠文王，并得到了重用。后來“奉公守法”就指某人嚴格地遵守國家的法律制度，做事非常規范。

古代關于法治的故事有不少，《徙木立信》就是其中之一，又名“立木為信”、“商鞅立信”，最早出自《史記·商君列傳》。春秋戰國時，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變法。為了推進改革，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門外立一根三丈長的木頭，并當眾許諾：誰能把這根木頭搬到北門，賞金十兩。但所有民眾都不信，直到將賞金提升至五十金時，才有一壯士嘗試，商鞅如約賞給了他五十金。商鞅這一舉動，取得了民眾對商鞅的信任，并在百姓心中樹立起了威信，而商鞅接下來的變法就很快在秦國推廣開了。由于“徙木立信”這一做法反映了變法圖強的決心、賞罰分明的法治效果、言出必踐的實干精神，因而在歷史長河中總是作為革故鼎新的范本，為一代代改革者所推崇。

自古以來《秉公執法》的法制故事有不少，在Maigoo小編看來最具代表人物當屬西漢“包青天”張釋之，不畏皇權，秉公執法。張釋之一開始十年都沒有得到升遷，后來才升任廷尉。他以執法公正、剛直不阿聞名，當時的人稱贊“釋之為廷尉，天下無冤民”。張釋之早期曾任公車令，掌管宮門事宜。有一次，太子劉啟與梁王劉揖同乘一輛車入朝，到了皇宮外的司馬門沒有下車，違反了法令。張釋之當即阻止太子和梁王進宮，并以“大不敬”的罪名向漢文帝檢舉揭發。漢文帝只得摘下帽子賠罪，事后張釋之不但沒有被貶，反而接連升官，后來被封為九卿之一的廷尉，負責審理全國的刑獄案件。張釋之秉公執法的事跡在《史記》《漢書》《資治通鑒》等均有記載。

法律經典故事《克己奉公》，最早出自于南朝·宋·范曄《后漢書·祭遵傳》。在東漢初期，潁陽人祭遵投奔光武帝劉秀，被封為軍中執法官。他任職期間，執法嚴明，不徇私情，為后人所稱贊。有一次，劉秀身邊的一個小侍從犯了罪，祭遵查明真情后，便依法處置了。劉秀知道后，十分生氣，欲降罪于祭遵。但主簿陳副勸阻道：“嚴明軍令，本就是大王的要求。如今祭遵堅守法令，上下一致做得很好。只有像他這樣言行一致，號令三軍才有威信啊。”劉秀聽了覺得有理，后封祭遵為征虜將軍，潁陽侯。祭遵為人廉潔，為官清正，克己奉公，常受到劉秀的賞賜，但他將這些賞賜都拿出來分給手下的人。即使在安排后事時，他仍囑咐手下的人，不許鋪張浪費。

《公私分明》這個法律小故事，雖說最早出自《韓非子·飾邪篇》，但大家最為熟悉的還是“齊桓公問管仲誰可為相”的故事。齊桓公之所以能雄霸春秋，主要原因在于他不計前嫌重用能人管仲；管仲能被齊桓公不計前嫌就是鮑叔牙的功勞了，鮑叔牙和管仲可謂是生死之交。在齊桓公完成了稱霸的大業之后，管仲病重不久于人世，齊桓公去探視管仲，問到“群臣之中誰可為相？”管仲一連說出四個人名，鮑叔牙排在第四。齊桓公說：鮑叔牙對你那么好，怎么現在請你推薦下任國相的人選時，把他排在第四。管仲說：我們現在是在談論誰做下任國相最合適的問題，您并沒有問誰是我最感激、最要好的朋友呀！我們的私交很好，但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嘛！

中唐時期，雍州有個負責地方治安的官員叫李元宏。他性格耿直，不畏權勢。一次，太平公主赴雍州游玩，相中了當地寺院里的一盤水磨，未經寺院和尚同意，即吩咐隨從準備強行運往京城，歸為己有。寺院和尚不服，立即告到李元宏那里，李元宏將水磨判歸寺院和尚。這一判決，嚇壞了李元紘的頂頭上司、一向趨附權貴的雍州刺史竇懷貞。他即刻命令李元紘將水磨改判給太平公主。李元紘對這種恃強凌弱、媚上欺下的行徑無比憤慨。二話不說，當即揮筆在原判決書的空白之處書寫“南山可移，此判無動”八個大字，堅決維持了原判。后世將這八個字逐漸濃縮成了“執法如山”，這便是中國古代法治典故《執法如山》的由來。

經典古代法治故事《緹縈救父》，出自《史記·扁鵲倉公列傳》，迄今為止已經流傳近二千年，在民間可謂家喻戶曉。古代刑法之中，除了死刑之外，最為殘忍的就是肉刑，廢除肉刑是漢文帝劉恒的政績之一。但是導致漢文帝廢除肉刑的卻是一位女性，她就是淳于意的女兒淳于緹縈。漢文帝的四年中，被誣陷的淳于意，按照刑法應當專車押送他向西到長安，他的5個女兒，便跟著囚車哭泣。淳于意心情郁悶罵道：“生女兒不生男孩，危急時沒有人能幫忙。”小女兒緹縈因父親的話而悲傷，就跟著父親的囚車到了長安，向皇帝上書說，請求讓自己做官奴婢來替自己的父親贖罪，給犯過錯的人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。漢文帝被淳于緹縈所感動，特別下詔令廢除了肉刑。

關于法制的故事有不少，摘自《資治通鑒》“不私故舊”的法治典故，想必很多人都熟悉。在唐朝時，濮州刺史龐相壽因為犯了貪污罪被罷免了官職。龐相壽便陳述自己曾經在秦王府當過幕僚。唐太宗以前是秦王，得知自己的老部下被罷免，很是同情，準備給他官復原職。魏征諫言：“秦王的老部下那么多，假如都這樣，會讓正直的人心寒。”于是，唐太宗就采納了魏征的建議，并告知龐相壽：“過去我身為秦王，是一府之主；而今身在皇位，是天下之主，不可循私情照顧老部下。”唐太宗便賞賜龐相壽一些布匹絲帛讓其回家，龐相壽含淚而去。

《太守斷牛》是家喻戶曉的古代法制小故事，出自《折獄龜鑒》中的《擿奸》篇。南北朝時期，于仲文曾經擔任過北周時安國太守。他任太守時，有任、杜兩家各失其牛，后來只找到了一頭牛，而兩家人都前來爭著認領這頭牛，州郡長官很長時間也沒能解決這一糾紛。于仲文接手此案后說：“此案極易解決。”他就命任、杜兩家各驅趕自家的牛群來，然后把兩家都認領的那頭牛放出去，那頭牛便徑直向任家的牛群走去。見狀，于仲文譴責了杜家人，杜家人認錯而去。老百姓紛紛稱贊說：“明斷無雙有于公。”

法制小故事《李崇斷案》又名“李崇斷子”，同樣是出自《折獄龜鑒》的經典法制典故。壽春縣人茍泰有個三歲的兒子丟失了，茍泰便四處去尋找，后來在同縣的趙奉伯家里發現了這個孩子。茍想要回孩子，郭不給，茍便遞訴狀告到官府。他們兩個人都說孩子是自己的，而且都有鄰居作證。郡縣官吏都無法做出決斷，便將案子交給李崇審理。李崇接到案子后，先將這兩個當事人與孩子分開關起來，幾天后派一名部下告訴兩個當事人說：“你們爭的兒子得急病死了，現在您的行動禁制解除了，回去準備喪事吧”。茍泰立即號啕大哭，悲痛欲絕。郭只是哀嘆而已，卻沒有一點悲痛的表情。李崇看罷，立即下令將孩子交給其真正的父親茍泰。

狄仁杰是唐朝有名的大臣，仕宦歷經高宗、武后兩朝。他任大理丞時，一年之中斷滯獄一萬七千人，時稱平恕。有一次，武衛大將權善才誤砍昭陵柏樹，狄仁杰奏罪當免職。唐高宗勃然作色，下令立誅權善才。狄仁杰又奏權罪不當死，說到：“陛下是明君，臣才敢于堅持己見。如今法律規定此二人罪不至死，陛下卻要下令殺之。如果上者都不遵從法律，使人們對法律失去信任，老百姓又怎么會利用法律約束自己、保護自己呢？”唐高宗這才改旨，為將二人除去官籍，流放嶺南。并升狄仁杰為侍御史。這個法律小故事，告訴我們執法要依法依規，要以事實為依據，不能主觀臆斷，不能情緒化，須嚴格按照法律法規的規定，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權，做到處罰尺度統一。

《額痕為斷》又名“審殺人賊”，講的北宋張詠在益州做州官時發生的一個法治故事，出自司馬光所著的《涑水記聞》。一天，負責治安值勤的官差發現有個和尚鬼鬼祟祟，來歷不明，便把這個和尚捉住并報告張詠。張泳看了這個和尚一會，說：“對他刑訊，他可能是個殺人犯。”經過審訊，這個人果然是個假和尚，負案在逃。他殺死一個僧人后，把他的東西據為己有，自己剃發為僧。張詠的部下非常驚奇地問張詠怎么這樣料事如神，張詠說：“其實也沒有什么神奇的，我見他頭上有世俗百姓系頭巾的痕跡，所以這么推想。”

《拷皮知主》又名“李惠拷皮”，最早出自《北史》，在《折獄龜鑒》中亦有收錄，是一則經典古代法治故事。有背著鹽和背著柴的人，兩個人同時放下重擔在樹陰下休息。兩人準備繼續出發的時候，爭一張羊皮，都說是自己墊背用的東西。二人爭執到刺史府衙，李惠叫兩個人都先出去，然后對主簿說：“敲打這張羊皮，看能否找出它的主人？”他的屬下都以為這是在開玩笑，沒有一個人搭腔。李惠吩咐人將這張羊皮鋪在席子上，然后用木棍敲打，發現席子上散落了一些鹽屑。便傳喚爭執二人進堂觀看，背柴的人于是趴下來認罪了。